我的父亲傅惟慈——翻译家傅惟慈诞辰100周年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傅嘉嘉

今年是我父亲傅惟慈诞辰100周年。他91岁去世，一晃9年过去了。这些年，我们大家在忙碌中度过，父、母的点滴往事，常掠过心头，挂在嘴边，照片和旧物从没离开过眼球。最近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所属的北京市学习科学学会举办的第七届会员单位文化艺术节暨傅惟慈先生译作“读书汇”系列活动，让我们又细细品味起父亲的过往。他的一生过得充实、忙碌，有收获、有意义，又充满了自己淘来的各种乐趣。他一生兼作教师、翻译家，旅行、摄影爱好者，晚年又拾起童年的爱好，收藏钱币，被同行称道。

(资料图)

边工作边学习 30岁译诺奖名著

我父亲年轻时，进入辅仁大学学习西方语言及文学，母亲在同一所学校历史系。因为积极投入反政府和抗日活动，被当时的报纸通缉，逃往解放区。后来又辗转去了上海，在陶行知创办的学校教书，直到解放才回京完成各自的学业。

之后，父亲在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班教授出国留学生外语，也教来华留学生汉语。因为他在学生时期听过冯至教授的德语课，向往学习这门语言。于是他一边工作，一边上冯至教授的德语课，当然也得到了当时的顶头上司的支持和鼓励。可以想象，要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做到能翻译大部头的文学作品，需要付出多少艰辛。他要教书，要政治学习，骑自行车从西城的小院去北大上班……他成功了。他不到30岁就完成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的大部头《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书的翻译。

最近，我和90岁高龄的资深编辑张佩芬老师通电话，张老师语调激动地回忆起有关这本书的过往。她说，当年他们看到这本书的译稿，极为惊喜，觉得翻译得特别好，马上就在《外国文学》杂志上刊登了这本书的章节节选。后来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看到，立即拍板出了这本书（上下两册）。之后我父亲又翻译了托马斯·曼的哥哥享利希·曼的《臣仆》。直到现在几个大出版社还在争相出版《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书。

精益求精 译作等身

他一生出版了40多本译作和相当数量的中、短篇，涵盖社会、历史、传奇、剧本和惊险不同题材，他翻译的东西被大家喜欢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选的一定是吸引、打动他自己的作品。他幸运地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出版了很多著名作家的畅销作品。

我要说说他翻译德国作家鲁多尔夫·洛克尔的《六人》一书的小故事。鲁多尔夫·洛克尔是德国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和作家，只写过一本文学作品《六人》。本来我父亲一直比较反对重译别人出过的作品，认为这是炒冷饭，也脱不了抄袭之嫌。因为巴金大师在上世纪40年代就翻译出版了这本书，所以我父亲开始的时候比较坚决拒绝了出版社的翻译邀请。后来，我父亲读了这本书之后，觉得此书叙事优美、意义深远，被深深打动，强烈想找一本德文原文读读。于是他通过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留学的一对德国夫妇，费尽周折，花了80欧元在德国一个旧书店找到一本1928年版的小书。经过对比，他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巴金大师是从英文翻译的，与原文比，怎么说也多了一层隔膜，多少有些差异和脱落。再说50多年过去，生活环境和语言多少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于是他决定从德文重译《六人》。此书出版后得到了读者的认可。现在这本书仍继续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除了德国文学作品外，我父亲翻译的作品还有英国诺奖获得者、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老妇与猫》，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问题的核心》、《一支出卖的枪》，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毕希纳的《丹东之死》，雷蒙德·钱德勒的《长眠不醒》、《高窗》，奥威尔的《动物农场》……

他去世前一年，说这年遇到了三件好事。一是由漓江出版社的编辑刘硕良牵头，挑了几位在世的翻译家，每人出一本《自译集》，由自己选出最满意的作品，可以是短篇、长篇节选或片断。他在写给刘硕良编辑的信中说：“我此次寄去《勒威尔先生的一次良机》、《爱狗的人》、《特利斯坦》、《灵魂出窍》、《丹东之死》、《浮士德》……我对这次出版自选集极为看重，不论在内容或装帧上，都希望做到尽善尽美……”他发现了三五处译文不够流畅，做出修改,加字或减字，总体改动的地方少而又少。

他把选出的所有文字复印下来，我和他重新过一遍，他读我看，或我读他看，他有几次发自内心地感叹：“我当时竟然能把这段译得那么好！”我也有同感。因为工作忙碌，我以前没有好好看过他的译作，这次阅读我特别服气，他的语言、表达、情感是如此的天人合一、自然流畅，我可以自豪地说读着这样的译文真是享受。

还有一件好事就是，他最后一本译作《父亲的智慧》被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美国最具影响的主持人蒂姆·拉瑟特写的，被叶兆言力荐为“感动全国的亲子读物”。这已经是他90岁后的劳动成果，正应了这本书的书名——我们父亲智慧的结晶。

第三件事，是他去世前一年有多本书被重新出版，他心里着实很得意。

至交契友 合作默契

他和他同时代的翻译家都是至交契友，有董乐山，李文俊、张佩芬夫妇和梅绍武夫妇等。

董乐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的翻译，董叔叔和我父亲从五七干校回京，当时两个单位合并，他俩被认为有历史问题，不能上台讲课，发配到资料室工作，这真是两人友谊深入、思想交流、翻译探讨、谈天说地的好时光。后来两人分别翻译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之后两人又合作翻译了《基督的最后诱惑》。

李文俊是翻译福克纳的专家，他夫人就是前面提到的资深编辑、德文翻译家张佩芬。他们之间无话不谈。

梅绍武是梅兰芳先生的儿子，是唯一没有子承父业而搞了外文翻译的一位。他和我父亲除了翻译上的共同点，还有更大的相同爱好，就是极为热爱古典音乐。各自有了优秀指挥家、乐队的好唱片，一定要叫对方一起欣赏。梅先生的母亲在世时，每年过生日我父亲都要去祝寿，吃一顿长寿面。我也随父亲去过梅家，在他家听一位业余拉提琴的叔叔演奏一曲《流浪者之歌》。

爱好广泛 晚年生活丰富

因为父亲喜欢音乐，我从小就学习拉小提琴，因为不用功，没拉出什么名堂。但记得小时候，周末我们经常是在充满了乐声的清晨中醒来，那是父亲在放他的唱片。他年轻时得到稿费，第一件事就是去王府井外文书店买密纹唱片。每张唱片都是宝贝，黑胶里流淌着无比好听的音乐，张张封面又都是一幅优美的画作。

他干什么一定会干出名堂，他70多岁退休后，开始集外国硬币。也许是有外语基础的缘故吧，他在这方面真是得天独厚，很快集币的数量和质量都数得上数了。他阅读大量外文资料，所以对稀有的、有价值的、有故事的、有背景的钱币更是慧眼识珠。他在钱币杂志、钱币专刊上发表过多篇专作。他身边又会集了一批币友。晚年他很大的乐趣就是在他的小屋里接待几个情投意合的币友，聊到饭点，就一起在家吃便饭。实在累了，就把大家“轰走”。有时遇到一枚价值不菲的好币，他左思右想，上下掂量，最终一定是决定拿下。在他的收藏中，有一枚一战后的德国硬币，面值高达1万亿马克，这枚币的出现，充分说明了战争对民生、对经济、对世界的破坏。

他还喜欢摄影。2004年第三期《时尚》杂志刊登了他的文章《印度的神秘面纱》，还配有多张他在印度旅游时拍摄的照片。

2012年，在他89岁时，《外滩》画报对他做了长达四页的专访，题为《我想做点什么，让这个世界更好》，同时刊发了他的多张照片。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生在学习，在工作，和书打交道，和人交朋友，在生活中寻找乐趣的一个人，他活得很潇洒。（本文作者傅嘉嘉：傅惟慈先生长女、北京市第156中学退休高级英语教师。责编：李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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